陈弘1⃣️

图片 陈弘 陈弘，中央文献日文翻译家。译审。抗战胜利后以台湾“公费生”入复旦大学学习，新中国成立前夕留在大陆从事革命工作，后来在中国记协、人民日报社、中央编译局工作，担任过周恩来、邓小平同志的日语翻译。曾任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日文翻译处处长。2001年荣获“资深翻译家”荣誉称号。参与了《毛泽东选集》《邓小平文选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以及中央文献的日文翻译工作。 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，是台湾省籍。我这一生经历过三个时代：一个是日本统治时期，台湾作为殖民地，台湾人民成了日本的二等公民；一个是国民党统治时期，时间不是太长；第三个是新中国成立到现在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台湾重归祖国怀抱，1946年国民党台湾省政府教育处选派100名（实际到校92名）“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”，其中就有我。同年11月，我进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。复旦大学的经历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，我在这里接受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，从“白纸一张”成为中共地下党员。上海解放前夕，我没有选择返回台湾，毅然留下来参加革命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参加了审判日本战犯工作，后来到中国记协和人民日报社工作，还曾担任周恩来、邓小平的日语翻译。1977年，我被调到中央编译局从事中央文献翻译，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，做了一些工作，为国家站了最后一班岗。 从“亡国奴”到翻译家 甲午战争失败后，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台湾和澎湖列岛被割让。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，台湾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是二等公民，甚至连二等公民都算不上，日本殖民者骂我们是“清国奴”，意思是没有国家的奴隶。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。 日本人为了殖民统治需要，在台湾普及小学教育，而台湾学生受到不平等待遇，考入中学很难，考上专科学校或者大学更是难上加难。我通过努力考上了基隆中学。1941年11月的一天，我们台湾学生筹备了毕业前的惜别晚餐会，那天27名台湾同学互相倾诉受到日本人的压迫，表达了愤怒和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心情，并在纪念册上写下“以血还血”等留言。不幸的是，一位同学的纪念册被日本同学偷看后告密，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就追究我们的责任，去家里搜查，并抓了5名同学。这就是基隆中学“FMAN事件”。这使我生平第一次深深体会到日本殖民者的恐怖。 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台湾回归祖国，台湾人民摆脱了“亡国奴”的悲惨境遇。为了稳定台湾局势，加强两岸交流，国民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于1946年6月发布“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”公告，计划招100名台籍青年到大陆中央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等9所高校学习深造。我是第一批实际到大陆学校学习的92名公费生之一。1948年，台湾当局又招录了50名自费生，此后两岸关系陷入僵局，没有再招录“公费（派）生”了。1946年11月中旬，在参加3个月的“台湾训练团”学习国语等之后，我们陆续从基隆出发前往大陆，我被分到复旦大学。 复旦大学的经历是我人生的转折点，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。我受到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陈望道、经济系主任漆琪生，以及余开祥、张薰华等教授影响，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《经济学大纲》《第二贫乏物语》《女工哀史》等进步书籍，向进步思想转变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并且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，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。此外，我也通过“二二八”事件，看清了国民党的丑恶面目，认为不能跟着国民党走。 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。复旦大学有1200多名学生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革命。我是经济系应届毕业生，计划留在上海从事财经工作，后来组织安排我去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工作。1949年8月，中央军委下令成立台湾干部训练团（“台训团”），我因是台籍知识分子，被调到“台训团”担任宣教干事，后来担任第二中队的副指导员。朝鲜战争爆发后，为了培养军队需要的外语人才，我带着一批“台训团”懂英文和日文的同志到南京参与建立华东军区外语学校，为抗美援朝输送了一些外语人才。 1953年10月，根据周总理的指示，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成立东北工作团处理在抚顺关押的日本战犯。很快从全国各地抽调干部300多人，其中翻译100余人，在这些翻译中有我和另外7名台湾同胞。让人欣慰的是，在这项工作中，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，我们全程参加审讯和审判过程，很荣幸、很难得，确实感到扬眉吐气、挺起胸膛了。 1956年七八月份，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结束。此后，我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承担了一段时间的翻译工作，曾在毛主席接见日本外宾的时候做过记录，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；还曾为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做过日文翻译。因为翻译工作做得不错，好几家单位都邀请我去，最后我选择到中国记者协会工作了。一方面是因为我爱人周元敏在中国记协工作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新闻界做翻译，跟日本接触的机会比较多，可以利用特长发挥更大的作用。特殊时期，我也受到冲击，被关了“牛棚”。1974年，我到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工作，主要处理有关日本方面的稿件。1977年9月，被调到中央编译局，筹建日文处。除了中间有两年多时间被人民日报社借调派驻日本，直到1990年办理离休，在这里一直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和中央文献翻译工作。 电影《云水谣》的故事原型 我与同时代的人一样，大多经历坎坷，我的坎坷还多了一段心酸的感情经历。这段因时局变化而生的不幸往事，就是2006年上映的电影《云水谣》的故事原型。 1946年，在赴上海求学前，我与恋人杨惠华定下婚约，约好4年后毕业就完婚，我的母亲还为未来的儿媳戴上了订婚戒指。虽然隔着深深的海峡，我们书信往来不断。1948年，最后一个暑假结束，登上驶往上海的客轮时，我和惠华都憧憬着未来。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那一次分离，竟生生地隔断了我们的爱情。蒋介石政府败退台湾后，两岸关系断绝，但我相信台湾会很快解放，回到台湾的日子不会遥远。可是朝鲜战争爆发后，希望烟消云散，我回到台湾与惠华成婚变得遥不可及。碍于时局和家庭，上天没能给予缘分，我们只能无奈解除婚约，后来各自组建了家庭。但是，惠华做了我父母的义女，担起了我应尽的一份孝道。我母亲瘫痪在床10年，惠华总去陪伴她，母亲去世时，惠华披麻戴孝以女儿的身份为老人送终。这些情况，我是在1980年驻日本东京时通过朋友联系到家人，弟弟妹妹来东京看望我时告诉我的。听到这些情况，我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，只是默默流泪。惠华听说我在东京，竟然带着儿子来看望我，我终于见到了32年前的恋人。面对走过沧桑岁月的惠华，我扑地而跪，32年的思念、愧疚、痛苦、遗憾、感恩，不是这一跪能表达完全的…… 幸运的是，我遇到了另一段纯真的感情。1951年，我认识了周元敏，她原是金陵女大音乐系的学生，到华东军区外语学校学习英文，我是英文队的副指导员，我们在这里相识、相知、相爱。周元敏的外祖父是著名爱国人士张治中，父亲周嘉彬将军于1949年领导了国民党部队的起义。在周元敏踏上朝鲜战场前夕，我向她求婚了。1953年，周元敏从朝鲜战场归来，次年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举行了“监狱中的婚礼”。我的一位老朋友说我真幸运，今生今世得到了两次纯洁的爱情，这也许是上苍对苦难悲情的补偿吧！ 参加《毛泽东选集》翻译工作 我们党一直重视对外介绍毛泽东的著作。1960年《毛泽东选集》（以下简称《毛选》）中文版第四卷出版。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央对外联络部在给周总理的报告中说：在当前情况下，尽快地翻译和出版《毛选》外文版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性任务。随后，周总理指示：目前应集中力量把英、法、西、俄、日等5种外文版出好。以上5种外文版《毛选》的出版、印刷和发行，由外文出版社和国际书店分别进行，后确定由伍修权、姜椿芳负责，从有关单位抽调了一批高水平的翻译干部组成翻译班子。 1961年初，中央组织部向全国调集最优秀的日文翻译干部，在北京成立《毛选》翻译班子，属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日语翻译机构。日文翻译干部和英、法、俄、西等其他语种的翻译干部一样，都是被中央组织部调集来的。其他语种的翻译干部都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（北京万寿路甲15号）工作，也在那里居住，唯独日文组在中国外文局工作。因为日文组的川越敏孝、菅沼不二男、池田亮一3人都是《人民中国》杂志的日本专家，为了方便起见，日文组挂靠中国外文局。在中国外文局的专家楼里面，特意腾出一层楼给我们日文组，我们就在那里工作。当时翻译《毛选》的日文组除了上述3名日本专家以外，我们国内的翻译同志有丁民、康大川、黄幸、段元培、刘永鑫、陈瑞华和我，一共7个人；另外，在我们那里还有做事务工作的，有安淑渠、李佩云等人。 到了1962年，中央扩大《毛选》翻译组的整个编制，英、法、俄、西等语种都在增加人数，于是就搬到中直招待所（对外称北京金台饭店）了，我们日文组也过去了。那时候是以邓小平总书记的名义调人，每个单位都高度重视，把最好的翻译人才送到中央组织部，送到《毛选》翻译组来。因为是中央调集干部要翻译《毛选》，被调集的干部受到组织信任的同时，自身的外语水平也得到认可，所以大家都有崇高的荣誉感，非常愿意来，而且来了以后工作很积极、很认真。这样就逐渐培养了《毛选》翻译班子的优良作风，从而保证了翻译任务的顺利完成。《毛选》外文版的问世，向全世界广泛传播和介绍毛泽东思想，是我国政治生活和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。那时候，许多外国读者认为，毛泽东思想“不仅属于他的人民，而且属于全人类”，毛泽东著作“是给人鼓舞力量的源泉”。 当时，在全国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，我们得到了很多照顾，在中直招待所吃得比较好，住的条件也不错，特别是我们日文组，因为有日本共产党派来的专家，组织上对他们特别照顾，我们也跟着享受优待。有一年夏天，我们日文组去北戴河，有康大川、张香山、赵安博、漆克昌等人，住在友谊饭店分店，一边工作一边休养，我们每天很早就起来开始翻译，翻译完了就去游泳，每当大家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经历就特别愉快。 我们在翻译《毛选》的过程中，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，总结出了很多翻译技巧和工作方法，养成了严谨的学风、译风和文风。《毛选》翻译任务结束后，临时借调的翻译干部回到各自单位，因为这些同志都很优秀，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成为我国外事、外宣、外语教学等岗位上的骨干。比如，丁民担任过外交部亚洲司的副司长，段元培担任过中央对外联络部日本局的副局长，陈明担任过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，苏琦担任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副院长，陈瑞华担任过全国总工会联络部的副部长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翻译全国党代会或全国“两会”文件的时候，如果工作需要，我们只要给这些同志打个电话，他们就会马上过来，他们是很愿意帮忙的，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，没有人拒绝。